日前，“上海市宝山区创新联合体建设计划”正式发布，并率先揭牌了“医疗器械创新联合体”，希望能够整合医疗器械产业链上的上下游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等，为推进科学技术成果向产业转化，提供“一站式、全流程”的开放式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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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联合体是在强化科技力量国家战略背景下提出的一种促进产学研协同和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新型组织形式，旨在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大任务为牵引，充分发挥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2021年版的《科学技术进步法》提出“按照市场机制联合组建研究开发平台、技术创新联盟、创新联合体等”以来，不少地方已经开始了先行先试。
复星诊断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康达卡勒幅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近日，上海市宝山区医疗器械创新联合体的主要成员就如何发挥创新联合体“有组织的科研”优势，解决长久以来多元主体协同低效、利益争夺、重复研究、成果难转化、收益分配激励不相容等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的痛点进行了探讨。
复星诊断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下称“复星诊断”）和上海康达卡勒幅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康达卡勒幅”）是上海市宝山区医疗器械创新联合体的两家企业成员。谈及创新联合体对于企业创新的助力，两家企业的代表——复星诊断公共事务负责人王书杰和康达卡勒幅首席科学家杨光均表示，医疗器械创新联合体搭建合作桥梁，能够帮助企业接触到更多潜在合作伙伴，撬动更大的合作，为企业提供了额外的机会，但最大的难点是如何落实到实际操作层面。
对话
问:
你们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加入上海市宝山区医疗器械创新联合体？
王书杰：这个平台对我们来说是新模式，能帮助我们接触到更多潜在合作伙伴，撬动更大的合作，包括企业跟高校联合进行人才培养这些机制都有可能通过联合体慢慢建立起来。
杨光：医疗器械行业是一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领域，从核心部件到系统应用，再到最后推广，往往需要不同的人或机构来完成。很多事情单个个体做不了，但市场不会等，只有合作才能发挥各自的优势，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多个环节的技术创新。这个平台给企业提供了一个额外的合作机会。
这个平台可以帮助合作单位之间建立信任。比如我们想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团队谈机械臂方面的合作，他们事先可能并不知道康达卡勒幅这家企业，没有合作基础，他们不一定会立即信任我们，但通过医疗器械创新联合体，我们达成合作的过程可以更加自然，也更容易建立信任。
我觉得医疗器械创新联合体未来在企业的技术工程、产品注册、投资融资、后期的市场推广等环节都可以发挥作用。
问:
在宝山区医疗器械创新联合体中，你们怎么发挥作用和进行合作？
王书杰：我们作为企业，是医疗器械创新联合体的服务对象，当我们在研发过程中碰到一些难题，或者想探索“无人区”时，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帮我们对接上海丰富的高校科研院所资源和作为应用场景的医院资源，将来我们的产品上市之后，也希望借助平台推广。
我们这次也发布了一个项目，期待医疗器械创新联合体会帮助我们对接一些能够解决我们的难题的技术团队，开展一些具体的合作，比如我们委托他们研发、他们的技术来我们企业转化等。
杨光：我觉得这个平台在某种意义上有点像婚姻介绍所，只不过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平台掌握很多资源，当成员单位需要某种资源的时候，它可以在能力范围内尝试去帮你去寻找相应的资源。比如我们想做一个新的系统——磁共振引导的介入治疗，它涉及很多我们公司并不擅长的技术，包括计算机视觉光学定位、机械臂控制等，所以我们需要和掌握相应技术的高校、企业去合作。
我们希望医疗器械创新联合体的成员单位可以一起把蛋糕做大，再一起来分蛋糕。
问:
你们觉得要做医疗器械创新联合体的难点在哪？
杨光：我个人觉得难点应该在实际操作层面。我做了很多年的产学研结合工作，其实企业跟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难度超过很多人的想象。因为大家的诉求和做事情的思路都不太一样，这使得企业和高校之间达到比较好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其实挺难的，哪怕通过医疗器械创新联合体会有所改善，我相信仍然是挺难的。
比如，企业可能会低估高校研发的技术价值，科研机构的成果可能是在很多年的时间里，由一代代学生投入，并承接很多项目才完成的。但企业可能不一定能立即把它的价值兑现，或转换成更高的价值，企业可能也不一定懂得欣赏科研机构前期投入的智力。
相反地，高校也很难理解企业工程化一个技术所面临的困难。有时候高校的科研成果距离产品化还有很大的距离。比如我在高校时，做100次实验，成功了10次，我可能就会用这10次成功的实验去发表文章，但是在商业系统里，可能失败5次都不行。企业在后期的转化中，往往也需要投入很多人力物力。
王书杰：像这种联盟性或平台性的机构其实也不少，怎么把这个工作做实，把成果做出来，让各方都满意，确实挺难的。如何助力产品创新及产品的上市、应用，这当中还有很多路需要探索，期待这个平台给出更多的解决方案。
